被撤职后的省长，自己钻进了一间“小屋”……

四年多前，我经历了一场人生沉浮起落，2007年9月，我从山西省调到文化部工作。

次月，参加中共十七大后，连续3个多月率队到文化部下属10多个单位和11个省、市、自治区调研，形成了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工作思路和对策措施。

我执笔整理调研成果拟出调研报告，经文化部党组、部长办公会议多次讨论达成共识，报党中央分管领导和中宣部同意后，主持召开了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做动员部署。

正当我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准备大干一场之际，突来晴天霹雳，先是被接受调查，半年后受撤职处分。

受处分后，我面对现实，在反求诸己、痛定思痛之际，反复告诫自己：“败走麦城”，身陷逆境也是人生大学校、大熔炉。运交华盖、遭受挫折，理想信念不能变，精神身体不能垮，不虚度宝贵光阴，不白领人民俸禄，利用赋闲待业之机，读书写作去也。

2008年10月，受处分后十来天，我安慰、安顿好80岁高龄的老母亲，来到位于北京紫竹园畔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负责同志商量，在行政办公楼二楼安排了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配上了书桌、书柜和一张床，供我读书写作。几个月后，又搬到五楼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在此开始了赋闲待业的读书生活。

我每天上午八点多抵达这间“紫竹书房”，读书、作笔记摘录至中午十二点多，在图书馆里的员工食堂打点饭菜，吃完休息个把小时，下午继续读书至六点多离馆。

回家后自己动手煮碗荞麦面、豆面之类，打上两个鸡蛋或丢进一根广东腊肠，前后十来分钟连煮带吃就对付过去了。

周末、节假日图书馆的员工食堂不开伙，我就到附近的“庆丰包子铺”，买上二两肉包子或饺子，就着茶水吃下去。

后来，中国国家图书馆新开了一间为读者服务的“品诺咖啡店”，每逢周末、节假日读书饿了，就到那里花18元叫上一份“碟头饭”，外加10元的素菜汤，倒也津津有味，比吃包子改善多了。

晚上我则去散步、游泳或打球，过上了“文学与出汗”（借用鲁迅一篇杂文的题目）加清茶淡饭的生活。虽孤寂清苦，却也乐在其中。

每天读书不辍，渐渐，书读进去，人走出来了。

过了两个多月读书郎的生活。

一天忽闻挚友———广东省文化厅长曹淳亮病危的消息，次日即乘飞机回广州。下了飞机直接赶去医院，总算与相识30多年的好友见上最后一面。那天淳亮可能是回光返照，神志尚清醒，可以轻声说话，我们聊了近1个小时，没想到第二天他即驾鹤西去了。

在亡友的告别仪式上，我见到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淳，对他说：“我母亲最近的心情和身体不好，我想在广州住一段时间陪陪她老人家。家里来访的朋友客人络绎不绝，你可否在中山图书馆给我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放得下一张书桌即可，供我白天躲在那里读书？”

李昭淳二话不说，当即爽快允诺。

第二天（12月30日）上午，我到了位于文德路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分馆。步入馆内，但见古树参天，林木荫蔽，全无大都市的喧闹尘嚣。楼、院面积均不大，却历史悠久，可谓是广州的文北宋绍圣年间，即在此地点建起了学宫，此后数百年屡废屡建，至明代为广府学宫御书阁，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

馆内番山亭前一副对联，道出了此地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崇广府千年道统，接学宫一脉书香。”真乃大都市潜心读书的一方绿洲、一块净土。

李昭淳把我带到善本书库，让我看一册新近入藏、已有800年历史的镇馆之宝《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该善本刻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金代山西民间集资刻印、曾长期收藏在山西赵城广胜寺的《赵城金藏》年代相近，堪称国宝。

接着，李昭淳又把我引至二楼东南角一约10平方米的房间，已摆放好了书桌、书柜、沙发等，窗明几净，阳光明媚。

我谢过了李昭淳等人，当天就在那里开始了读书生活。

过了多日，我才了解到，旁边几位馆长的办公室均只有10平方米左右，给我使用的这一间光线最好。这原是一位副馆长的办公室，他临时腾出来让我用。

细心的李昭淳担心我整天埋头读书太累、太闷，隔三差五的来与我聊会历史、宗教，送上帮我查找的图书资料，还嘱咐在我“书房”旁边的毛凌文副馆长和张喜年博士等人，协助我及时查找和复印资料，使我得以专心、顺利地读书和写作。

我像往常上下班那样，每天上下午都准时来到这间“文德书房”读书、写作，元旦、春节、节假日也不例外。以至于李昭淳和我开玩笑：“你元旦、春节每天都来馆里‘值班’，我们应该给你发‘加班费’。”

我笑答：“我也没有给你们交房租，扯平了。”

这段时间我的读书效率较高，两个多月时间，除读完十多本书，阅读、复印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还拟出了五六万字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的写作提纲。该书是《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第三卷。

二十多年前，我与年轻时的伙伴黎元江合著《社会主义四百年》时，就常常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查找和借阅图书资料。

我至今还记得，在写作第二卷时，我曾委托李昭淳帮助查找苏联“肃反”、“大清洗”时基洛夫被刺这一关键事件的有关史料。他在本馆找不到，就专门致函联系请国内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志华教授帮忙查找。

可以说，前后相隔二十多年写作《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二、三卷，让我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结了缘。

完成《社会主义在中国》等书稿后，接通知到新工作单位报到。

2009年3月10日，我离开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回到北京，又一头扎进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紫竹书房”，继续过着“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并开始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的写作。

这时已从文化部调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周和平和其他馆领导，热情地为我的写作和生活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安排馆内决策咨询部的王海燕主任和咨询员张曙光博士，协助我查找、复印图书资料。

我每每开出图书资料清单，它很快就送到我的手上。有时，我也直接到书库去查找图书资料，后楼走到前楼非常方便。

爬格子手写的书稿出来了，文化部文印室和国家图书馆的几位打字员轮流帮助我打印出来，使我节省了许多时间。

每隔一两个月读书写作累了，我便拿出十天左右的时间，到中国近、现代史重大事件发生地、重要人物活动的地方和革命老区去实地察看、收集资料，请教当地革命老前辈和专家学者。

我先后跑了江西、福建、陕西、宁夏、甘肃、上海等10来个省区市，收获甚丰，为构思写作奠定了基础。

如此春去秋来，我阅读了三四千万字的图书资料，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资料摘录，书桌上的书稿也越摞越厚。

经一年半努力，我完成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初稿，又着手把一二十年前与友人合著的第一、二卷中由我负责“切块包干”写作的部分进行修订。

我重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的主要著作，阅读、吸收了国内一批专家学者近二十多年研究的新成果，收集整理了一批国内外的新史料，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增补了许多新史料、新论述、新感悟，每卷各增写了10万字左右。

终于，在2010年12月25日，我校对完毕并签发了送往出版社的一、二、三卷全

部书稿清样，总算做完了一件事情，顿觉如释重负。

非常凑巧的是，那天上午，我刚托人把书稿送出，下午就接到中组部负责人的电话，通知我下周到新工作单位报到。也许是苍天有意给我两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一旦我完成了书稿，连一天也不让我休息。

2011年5月，《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二、三卷出版面市。

我怀着丑媳妇见家公婆的心情，忐忑不安地观察学术界和市场的反应，等待着读者的审判。

所幸的是，该书出版半年多的时间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深圳特区报》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学术研究》、《粤海风》等国内几十家报纸杂志纷纷

发表了书讯和书评文章，或连续数月选载了其中若干章回。

国内几大网站也发表了书讯、书评或连载，数万网民在微博、跟帖上发表了令我心暖、心动的话语，其中也有几段不同意我书中的一些观点。

许多革命老前辈及其后人、著名的专家学者给我来电来函，赞同我秉持的“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良知负责”的写作态度及书中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热情鼓励我要继续写下去。

中宣部领导同志肯定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

国家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读完全书后对我说，你这部书在国内出版物中创了两个第一：以五百年的历史大视野，把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源起发展及艰辛曲折梳理清楚并说清楚，在国内出版物是第一部；以文学的体裁、文学的笔调写作严肃的政治理论和重大的历史题材，在国内出版物是第一部。

这一切，将成为我人生的宝贵财富，给了我今后学习、思考、研究和写作的启迪及动力！

该书出版一年已三次印刷，第一、二卷发行了各十多万册，第三卷则发行了二十万册。《社会主义在中国》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评选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2年资助出版项目，将被翻译为英文版在世界发行。

我在感恩社会、感恩读者的同时，自然会感恩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因为这本书是在这两个图书馆怀胎十月呱呱落地的。

更重要的是，这两年多在图书馆的读书生活，使我得以冷静下来，全面反思我们党和国家走过的道路、当今中国的社会信仰和道德建设的状况、当下种种令人喜忧参半的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等，系统清理了自己的思想，想得很多很多……

（本文作者于幼军，曾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长，湖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山西省省长等职务，2008年9月在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任上被免职，赋闲读书著述两年有余，2011年2月出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2015年退休，2018年至今受聘于中山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其著作《社会主义 五百年（一至三卷）》所得160万元稿费全部捐赠给山西省大同市矿区。）